塔山作战会议派来的苏静却一言不发吴克华：他是来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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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三大战役的第一场——辽沈战役正式爆发了，大军兵锋直指军事重镇锦州。此战的大方向就是执行“关门打狗”的战略，弃长春、沈阳之敌于不顾，集中攻打东北大门锦州，让55万国军插翅难飞。
深知，攻克锦州固然重要，可最重要的是要阻止其他国军前往锦州增援。其中塔山是战略要地，如若塔山失守，华北侯镜如的10万大军一天之内就能杀到锦州城下，非常有可能致使全盘皆输。
在塔山部署了两个纵队和两个独立师，以8万大军严防死守死磕侯镜如。其中，以善打硬仗恶仗的东野4纵为塔山防线的核心。司令员吴克华更是一连召开多次作战会议，强调官兵一定要死守塔山。
但在会议上却出现了一位不属于4纵将领的人物，他就是时任东野作战处处长苏静。其他人都在会上踊跃发言，唯独苏静跟个哑巴似的一言不发，反倒在会议结束后通过随身译电员单独和司令部联系。尽管早就跟吴克华打了招呼，称苏静是他派到4纵的联络员，但苏静这种“打小报告”似的表现还是引起了吴克华的不快。
这问题就来了，为何要派苏静到塔山前线？他到底有什么能耐，能让如此器重？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苏静，几十年军旅生涯中竟几乎没从来都没率军打过仗，但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功劳却丝毫不逊于那些从战场上厮杀出来的大将功臣，就连喜怒不形于色的都毫不掩饰对他的赞赏。
苏静将军虽家境贫寒，不过很有文化，年轻时是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联盟”的成员。后来在从事革命活动时被警察追捕，被迫过上了逃亡生活。
苏静先是去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缅甸，在那里成功找到了一份教职。
如若苏静此时退出革命活动而留在缅甸教书，那他的前途便可一片光明。况且当时的他才刚满20岁，说不定这辈子还能赶上东南亚经济腾飞的黄金时期，今后作为海外华侨衣锦还乡，岂不美哉？
但苏静偏是个喜欢同命运作对的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又将他拉回了国内炮火连天的革命环境。
之前苏静在福建漳州已经拉起了一支40多人的队伍，他们加入红军后被编入独立三团。而苏静第一次引起的注意，是因为一次空袭。
当时，敌人的飞机对着山谷中的红军队伍俯冲下来，所有人被吓得急忙找地方躲避，苏静却对着大家大喊：“往两边跑，往两边跑！”
苏静却慢条斯理地跟上级解释：“我认为躲飞机不能乱跑，这里有个窍门。因为飞机是奔着人来的，得看清是从什么方向来的，迎着它跑不行，顺着它跑更危险。你跑得再快也跑不过它，但要是往两边跑，飞机就一下子就过去了，根本来不及转弯，飞行员也不敢转弯，因为它是俯冲，一转弯可能撞山上去了。”
后来，苏静躲飞机的经验传到了红1军团军团长耳中，他夸赞苏静：“这个学生兵很有脑袋嘛！”不仅将躲飞机的经验推广至全军，还把苏静调到自己身边当参谋。
作为军中少有的知识分子，苏静展现出了惊人的侦察天赋，他好似对地理方位有着天生的敏感。无论是山川丘陵，还是雪山草地，他都能凭借个人直觉准确判断出东南西北，堪称“军中活地图”。
长征时期，苏静这个“活地图”便做了红1军团的开路先锋，部队经过雪山、草地等诸多人迹罕至的区域时，苏静要为整个军团探路。而红1军团是红军的开路先锋，所以苏静是整个红军的开路先锋。
每当红一军团到任何一处驻扎时，其他官兵都可以原地休息，但苏静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苏静要趁着夜色带上侦察员，对红军的下一目的地实施沿路侦察，相当于自己先走一遍。这是个相当危险的任务，有时要行走于高山大川之间，有时要在茫茫黑夜里潜行，有时会受到当地土匪民团的骚扰，碰上蛇虫鼠蚁那更是家常便饭，但他从没有过怨言，总能十分出色地完成任务。
侦察回来之后，苏静都会熬个通宵分析汇总，把军团接下来的行军路线图全画出来，山川河流、地形地貌、道路桥梁都要标得清清楚楚。长征时期的红军路线图，都是苏静用一盏昏暗的油灯，趁着战友们进入梦乡时一张张画出来的。
苏静画完地图，还要复制数十份后下发各个部队。久而久之，苏静绘制的路线图足有数百张之多。有人说：“如果把红军长征的队伍比作射出去的箭，率领的红1军团便是锋利的箭头。而苏静，则是枪头前面最尖锐的那个点。”
这就意味着，其他红军战士们走过的长征路，苏静都要先提前走个来回，然后跟着大部队再走一遍。
苏静不仅是长征中的“全军箭头”，还是全军的“眼睛”，他用一台缴获的德国照相机为后人留下了红军长征的影像资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朱总司令在长征中》。
这台德国照相机是在1932年缴获的，军中没人会用，在缅甸学过照相的苏静立马毛遂自荐：“我会用，我在教书时学过！”然后，红军长征中的珍贵“动态”就被苏静记录在相机里了。
有一次，和左权带着苏静到瓦窑堡四周当地考验查证，不料一行人误入沙漠迷失方向。夜幕将至，大家心急如焚，唯独苏静胸有成竹。
左权对苏静说：“大家都说你鬼点子多，快想个办法吧！”苏静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放开了自己马的缰绳，让马带着大家走。
长征路上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活地图”苏静都会事先对大家说；行军途中出现了问题，迷失了方向，苏静也会想出最妥善的办法化险为夷，为红军队伍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牺牲。
很多年后，元帅在回忆录中如此评价苏静：“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面开路是有功的。”
红军队伍里，苏静这个“活地图”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一致认可。红军指战员的职责是打胜仗，而苏静的职责是为他们提供打胜仗的条件，这一点甚至比打胜仗本身还要重要。久而久之，红军上上下下都不敢小看苏静这个没打过仗的“学生兵”。
抗战爆发后，的红1军团改为八路军115师。这次改编，虽然和红1军团指战员们都自降三级，但为了抗战都心甘情愿，不过原本是侦察参谋的苏静却被提拔成了侦察科长，专门负责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保卫和治安工作。
在那之后，115师出了件大事，这件事差点断送了的军事生涯，而且也是苏静军旅生涯中仅有的工作失误。
1938年3月2日，师长骑着缴获的日军战马遭到了晋绥军警戒分队的哨兵误伤，而苏静当时就带着一个侦察排跟在后面。此事后，的肺被打穿了，脊椎骨也受到了严重损伤，留下了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连苏联医生都束手无策。
本着国共合作的原则，抗战时国共两党经常来往交流，但也会有那些图谋不轨之徒，借着双方交流的机会企图窃取我军机密。毫无疑问，即便在全民族抗战时期，蒋介石亡我之心仍旧不死。
有一次，给115师派来一个高级参谋，声称是来负责“联络”事宜的。苏静一听就明白，这人八成是个特务，想趁机监视八路军而后收买我军机要人员，然后搞情报。
苏静冷静下来思考对策，他先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了那个“反水”的译电员，而接下来，他必须要掌握那名高参传递给的全部信息。要实现这一点，苏静就必须弄到的电报密码。可这种东西是高级机密，苏静要怎么样才可以弄到呢？
之后连续几天，苏静以“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为名，连连邀请那位国军高参吃饭。席间苏静一反常态，变得大大咧咧，频频向他敬酒。国军高参以为苏静这是想灌醉自己套出点情报，于是便“将计就计”，频繁向苏静回敬，企图也把他灌醉。
酒过三巡之后，苏静果然坚持不住了，酒意之下竟向那位高参“泄露了”八路军的一些“机密情报”。说完之后，苏静便称自己喝多了要罢宴，国军高参见状欣喜若狂，直奔自己房间就去发电报了。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苏静居然就躲在隔壁房间，暗自根据高参电报“滴滴哒哒”的声音，记下了他发送的电码。原来苏静的醉酒是装的！说出去的机密也是假的！就为了弄到和他所说内容相应的电码。
后来一连十几天，苏静每晚都会请那位高参喝酒，每次都会“不小心泄露点儿秘密”，然后便假装喝醉离开，再趁着高参发报时躺在隔壁暗自记下电码，然后将自己“泄露”的内容和电码反复对照，直至烂熟于心。
当然了，苏静本人是不会向任何人提起此事的，这一个故事也是很多年后他的上级透露的。
抗战结束后，已经是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长的苏静跟随出关，当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改编为东北野战军后，苏静又任作战处处长。
也就是说，苏静一直肩负着几十万大军的作战情报工作。换言之，这几十万大军能不能打胜仗，第一要看指挥是否得当，第二就要看苏静的情报工作是不是到位了。
1946年初，东北局势不太明朗，尤其是我军被国军步步紧逼，被迫退到松花江以北之后，全军士气极为低落，更不可思议的是官兵私下议论“到底还能不能打胜仗”之类的丧气话。
然而当时的东北对而言就如同“战场迷雾”一般，打胜仗的首要条件便是要正确捕捉到敌人的位置，要不然说啥都没用；而且，东北民主联军的人马很分散，群众基础也很缺乏。
而后，苏静便带着100多人的情报组织频繁活跃在黑土地上搜集敌情，组建情报网络，甚至深入东北百姓，让他们了解我党我军的政策，发展他们成为我军的情报提供人。
2月11日，苏静发现国军89师的两个团脱离了大部队来到秀水河子，离主力还有3天路程。经过分析之后苏静判断，这一路敌人是孤军冒进，而且情报及时，完全有时间部署兵力与之决战，这一仗获胜的可能性很大！
于是当机立断部署兵力，集结了7个团将其一举歼灭，缴获了大批装备，让我军在连续败退之后终于迎来首胜。秀水河子大捷是我军进入东北后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大大振奋了全军士气。
两个月后的4月15日，苏静又得到了珍贵情报，根据情报在大洼再次集结了14个团，一举歼灭国军87师4400余人，赢得酣畅淋漓。
国军87师、89师均属黄埔悍将陈明仁的74军，战斗力非常强悍。两战接连挫败这样的敌人，让逐渐消沉的官兵们风貌焕然一新，堪称全军战斗意志由衰到盛的转折点，给了大家今后获得更大胜利的希望。
从此，苏静成为了的绝对亲信，他提供的作战情报一向是深信不疑的。要知道，林总是个和下属之间有距离感的人，但他却和苏静不止一次进行过只有两人的密谈。
在眼里，苏静就是他整个大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就是打胜仗的最佳保障。没有苏静，东北战场对就像迷雾一般难以捉摸，即便手下有再多精兵强将也无法出奇制胜；有了苏静，在东北就好比“开了天眼”，敌军的位置和部署就变得清晰透明。这样一来，战争还没开打就已经胜利了一半。
1948年10月，在攻打锦州前给苏静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前往塔山前线督战，如实汇报战况，并只与司令部单线联系。
于是在东野4纵的塔山作战会议上，苏静完全不吭声，既不发表意见，也不出主意，反倒在会议结束之后与单线联系。如此表现令司令员吴克华很是不快，不知道派他来干什么，还以为苏静是专门打“小报告”的。
其实，派苏静到塔山督战，就是让他充当自己的“眼睛”。苏静的性格和差不多，严谨细致，遇事不慌，很让人信任。苏静也深感自己的督战职责，就是要把战场上的一切如实汇报，但不能干预前线纵司令员，苏静却从未打过仗，在会上插嘴出主意是不合适的，所以才一言不发。
1948年10月14日上午11时，东北野战军五个主力纵队开始了对锦州的总攻。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锦州攻城部队伤亡很大，渐渐有久攻不克的趋势。眼看4纵还在塔山防线拼死支撑，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已经到了彰武，万一锦州攻城战事久拖不决，那麻烦就大了。
千钧一发之际，苏静又向献上一计：攻锦之前，2纵5师在攻打义县时采用了坑道战术，伤亡大大降低。
攻克义县之后，苏静就提及此计，但那时林总没表态，下属们都知道，按林总的性格这件事就不能再提了。
但苏静还是跟他说了第二遍，这次直接重视了起来，便命令攻城部队：攻城部队各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抢挖宽高各为1.5米至2米的交通壕沟，争取挖到国军阵地前面50至60米处再发动攻击。
苏静的计谋再一次奏效，在如同战壕一般的坑道的保护下，东野攻城部队的进展快了不少，伤亡也减少了很多。东野炮兵还可以充分的利用壕沟，推进到离国军火力点不到一百米处开炮还击，让国军城防迅速崩溃。
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用望远镜一看，纵横交错的坑道壕沟和密密麻麻的东野攻击队伍立刻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不禁感叹道：“守城无望了！”
东野发起总攻31小时后，也就是10月15日傍晚，东北军事重镇锦州终于解放。
然后，又给苏静派了一项作战新任务：率领辽南独立2师和1个重炮营赶往营口，切断廖耀湘兵团的海上退路。
因为锦州被攻陷之后，西出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唯一的退路就是背靠海上生命线的营口了。
苏静给廖耀湘摆了个迷魂阵，他用重炮营那十几门重炮对着廖耀湘的先头部队就是一番轰击，结果廖耀湘还以为碰上了的主力，随即判断失误，便掉头返回沈阳。
督战塔山，确保塔山阻击战的顺利进行；锦州之战献奇谋，让东野只用了31个小时就拿下了锦州；首次领兵大放异彩，只用了1个独立师和1个重炮营就堵住了廖耀湘兵团的退路。
这三大功劳无论哪一个，对东北决战都是至关重要的。假如没有苏静，辽沈战役的结局如何还真不好说。
平津战役期间，为保证历史名城北平免受战火摧残，苏静作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了三次既重要而又艰苦卓绝的谈判。
第一次和平谈判是在1948年12月17日，苏静认为第一次谈判正常情况下不会成功的。果然，傅作义在谈判过程中把条件咬得很死，甚至要求保留他的嫡系35军，还要让放弃控制南苑机场——在苏静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北平第二次谈判是在1949年1月6号，此时张家口、新保安已经全部解放，傅作义的嫡系35军全军覆没，陈长捷驻守的天津也被刘亚楼的34万大军围得水泄不通。
谈判桌上的形势是由战场局势决定的，这第二次谈判就顺利多了。我方正式提出了军的改编方案，对傅系人员过去的所作所为也既往不咎，双方签订了一份《会议纪要》，交由代表亲自带给傅作义。
北平第三次谈判是在1949年1月14日至17日举行的，傅作义的代表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此次谈判十分成功，双方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一共18条。这中间还包括军改编后受起义官兵待遇、保护外国使馆、保护文物古迹事宜等条款。
后来，苏静受的委托给了邓宝珊一封信，请他转交傅作义，没成想信的内容却让邓宝珊大惊失色。
信中声称傅作义跟随蒋介石犯下了累累罪行，还说要追究傅作义的内战责任。这封信言辞之激烈，语气之强硬，一看就是毛主席的手笔。
其实写这封信，就是想试探一下傅作义的态度，而且这封信多半与1946年10月傅作义发表的一篇侮辱性的《上书》有关。兵临城下后，傅作义就想体面地结束他的军人生涯，因为他有军人极强的自尊心。
苏静知道后向上级建议，称此信不能交给傅作义本人，同意了。随后邓宝珊将信交给了秘密党员、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苏静在居仁堂见傅作义时，也对信件内容只字不提。
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将这封信的内容全文刊登了出来，这让傅作义很不高兴，当即就对的宽大政策表示了怀疑。后来宴请傅作义，对他进行了大量安抚，使傅作义亲自前往西柏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笑着说傅作义为抗日和民族解放立下的功劳，才让他彻底放下了包袱。
傅作义知道全部事情之后，不禁对苏静感慨不已，建国后也多次前往苏静家里拜访。
多年以后，儿子苏晓林问父亲：“您一个人独闯占领下的北平城，没有危险吗？”
苏静坦然一笑：“有什么危险的？兵临城下，是傅作义邀请我的，跟着他的谈判代表进去就是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嘛！”
苏晓林又问：“话虽这样说，但古今中外斩来使的情况还少吗？您看主张和谈的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全家6口人1死5伤，那就是特务干的。”
苏静笑着说：“那时候双方都希望和平解决，所以不会有危险，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假如没有我，领导换别人去是相同的。”
1955年全军授衔之时，共有1038位我军将领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苏静的军事生涯中几乎没率军打过仗，却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而且全军无一人有意见。
建国后的苏静受到了中央的重用，先后担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国务院政工小组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73年12月，全国八大军区对调，原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调往任司令员。韩先楚是四野旧将，自然知道苏静的能耐，于是向中央申请，想把苏静从国务院调到自己身边当政委。
诚然，评价一位军人，不能单纯地看他在战场上的杀敌数目，而要看他在军队中起到了多少作用。
比如四野的罗荣桓元帅，他在身边是“除了打仗，什么都管”的人。罗荣桓没有干预过战场指挥，但他的政治工作确是全军典范。在部队东奔西跑的时候，他总能把队伍打理得井井有条，让可以安安心心打仗。
正因为罗荣桓的出色工作，才让四野在短短不到两年就扩军至100万人，为最后获得地大物博的东北打下了坚实基础，光凭这项功绩，罗荣桓就有资格领元帅衔。
同样的道理，除了政治工作以外，军事情报也是战斗力，苏静无疑将之发挥到了极致。他获得的敌军情报，能挽救千千万万无谓的牺牲，他破译的敌军电码，可以杀敌无数。
在战场上，这种功劳比凭杀敌数目的战功要大得多了。假如没有苏静，东野几十万大军就会变成“瞎子”，根本歼灭不了这么多敌人，东野将领们也不会获得这么辉煌的战绩。
可以说，包括在内的东野众将之所以战功赫赫，苏静有很大一份功劳。此人虽未亲临战阵杀敌，但发挥的作用却无与伦比。有了苏静，打胜仗才更有把握，这份功劳甚至高过了几个主力纵队司令。
众所周知，当初四野参谋长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时候，觉得授低了，还因此上书中央，想给老部下的肩膀上加一颗星。同样地，如果中央以从未上阵杀敌为由给苏静也授低了军衔，也绝对会为他“打抱不平”的。
一支大军的百战百胜，不仅需要指战员们的冲锋陷阵，还需要幕后工作者们的默默奉献，苏静便是四野这支虎狼之师背后默默的奉献者。